原载：《看历史》年第5期，作者：庄秋水
年10月15日下午两点半，上海市公安局警探连同法租界捕房，闯入虹口区春阳里号，逮捕了正在开会的五名中共“托派”高层，现场还查抄了件文件和34种俄文共产主义书籍。
春阳里号主人、托派青年委员会秘书长谢少珊立即供出了陈独秀的秘密地址。
是晚，“中国共产*左派反对派”总s记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
“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
危在旦夕
10月18日，陈独秀、彭述之等11人被引渡给国民*当局，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年和年他曾两次在上海被捕，原因皆为宣传共产主义，分别被罚款一百、四百元。但这次，他却要面临未可预知的判决。
10月19日，一干案犯被上海市公安局探警押往上海北站，乘坐11点的夜车前往南京。上海市公安局着实紧张，派临时保安大队在火车站特别戒备。
犯人陈独秀反倒极为轻松，据说在火车上，他一夜酣眠，对自己可能被处死的命运，大有君子不忧不惧的气度。
他会经由*事法庭审判，还是普通法庭审判？可以说，这是决定陈独秀生死的关键。
和他同为中国共产*奠基者之一的李大钊，年4月6日被安国**府逮捕，半个月后便由*事法庭会审，依据陆*刑事条例判处绞刑，并于当日下午行刑。
此时已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双方激战方酣。国民*府正集中四十多万兵力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行营。陈独秀恰好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被捕，形势可谓极其不利。
人情营救与革命解决
与此紧急形势相对应的，则是营救陈独秀力量也迅速集结。
陈独秀被捕后，他的老友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于10月23日致电南京中央*部和国民*府，大打感情牌，为陈独秀摆功。他们还提出，陈独秀反对苏区暴动*策，因而遭到共产*除名，与欧美立宪国议会中的共产*议员无异，希望*府“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则“学术幸甚，文化幸甚”。
宋庆龄也特地为陈案从上海抵南京，然后转飞武汉。甚至国民*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在署名“仿鲁”的文章里，也认为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却反对共产*现行的暴动*策，而且他还是一个学者，所以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不至于死”。
虽然有精英们的百般求情，但在国民*内部，其**人员基于年之后国共双方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武装对抗现实，更多的声音则是主张对待陈独秀应该从快从重，以反革命镇压之。
国民*广州市特别执委会宣传部控制下的《广州民国日报》刊发社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危难，原因在于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所挑起的内乱；而日本的侵略之所以能得逞，原因则在于国民*府忙于剿共：“溯吾国共匪之由来，不能不忆及十年前李守常、陈独秀等之提倡”，因此，“应处以极刑，勿能宽纵”，否则，就是一面剿共而一面纵共。
杨镜芙也在《十月评论》上撰文《论陈独秀的所谓“功”和“罪”》，说陈独秀“是一个危害民国的大罪犯”，“自民国四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所作的都是始终如一的共产*的工作。这种巨魁，一旦被捕，是只有处以极刑，绝对没有轻办和赦免的余地”
不少地方**人员则打电报给国民*中央，要求“严惩”“处以极刑”“迅予处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还存放着这些电报，发电人包括*省*府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湖南衡山县、罗田县、江西上高县等*部，以及陆*的几个师团*部。
舆论争议
此时的陈独秀虽非共产*的领袖，却也堪称一面大旗。上一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组织联合在上海开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左派反对派”总Z书记，全面领导五人“常委会”。年1月，他发表《告全*同志书》，呼吁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集中力量于城市职工运动，推动工人群众参加反日反国民*的斗争。
以上种种行为，无论是按照*法处置，还是按照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暂行反革命治罪法》治罪，则陈独秀必死无疑。
与社会贤达苦苦求情和**人员严厉镇压的态度不同，中立报纸则多倾向于用司法途径来解决陈独秀案。
10月19日，《晨报》发表社论。社论作者先厘清共产*的两个派别“中央派（干部派）”和托洛茨基派，陈独秀已非事实上的共产*首领；作者接着提出，主持共产*学说，组织共产*与实行危害国家，是三件事，不可混而为一；共产学说以反抗社会为目的，之所以发生，则由于人心之不平，人心不平，说明国家本身早有病根。
社论作者最后说，*府有根据法令维持其生存的权利，“故禁止实行危害国家之结社，乃事之当然者也。然此有无危害国家之行为之问题，应由谁决定？曰此非*府自身之事，而应由法庭判决”，故而陈独秀案应该在司法保障下，公正审判。
10月20日，《益世报》也发表社论，从法律角度指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上海既非戒严区域，亦非剿共区域，故而陈案应由普通法庭审判，绝无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
10月28日《大公报》发表的短评“营救陈独秀”，则在法律逻辑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对人性尊严的呵护。“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作者因此反对“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作为领袖，就要“有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
傅斯年两日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也表达出类似的意愿，他主张陈案能够
（一）最合法；
（二）最近情；
（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
（四）及国民*自身的革命立场。他希望国民*府公开审判陈独秀，即便有罪，也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
不仅仅如此，南京*府外交部长兼行*司法部长罗文干和胡适、翁文灏等社会知名人士也致电蒋介石，请求摒弃*治干扰，将陈案看做是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法从事。
从革命到司法
10月22日，国民*中央组织委员会派专员去武汉，向蒋介石汇报逮捕陈独秀的经过，呈送同时搜查到的重要文件。
面对国民*内部要求从快处理的声音和社会贤达主张司法审判的呼吁，蒋介石考虑再三，于10月24日致电国民*中央委员会，“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当日，国民*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蒋介石来电，决议陈案“交法院公开审判”。
蒋介石将*治案犯交由普通法庭审理的做法看似出人意料，实际自有其发展脉络。
国民*在年占领北京之后，按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描绘的蓝图，国民*府宣告革命的“**”阶段已经完成，进入“训*”时期。革命*，即国民*，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自治。从以颠覆旧制度为目标、奉行斗争哲学的革命*，转而为执**，便不能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要用合法、和平的方式，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斗争，来巩固*权和建设经济。
于是，拥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希望*务、*治、*事、财*、外交、司法诸端都能逐步规范化。年岁末，蒋介石藉《大公报》通电全国各报馆，希望各报馆能于年1月1日起，就*务、*治、*事、财*、外交、司法诸端尽情批评，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不仅仅如此，以前为适应“革命”时期的特殊法条也随之进行了修改。年1月31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实行。施行之日，年3月9日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同时废止。原来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法律被终止。而陈独秀案此后的审判，也正是按照新法，以“危害民国罪”起诉，而非“反革命罪”。
10月25日，何应钦（时任**部长）传讯陈独秀。陈独秀正式澄清，自己与湘赣、鄂豫皖的共产*暴动毫无关系，还向何建议应该联合苏联抗日。何应钦则正式表示，“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所以*法司无权管辖，于是命令司长王振南，“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
于是，陈独秀案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例由普通法庭审理的国内公民涉共案件。
传讯
10月26日早晨，陈独秀、彭述之转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管。江苏检察官朱儁奉命到南京侦查这个棘手的案子。
陈独秀本人也表达了对法律的尊重，受江苏高等法院传讯时，他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府秉承大公。
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尚好。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因疾病缠身，书面向监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
陈独秀和彭述之患病期间，监方延请看守所外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江苏高等法院亦批准，从11月1日起，由公家发给每日每人上饭两餐，稀饭一餐，支洋三角。他被捕时，身无余物，国民*中央*部特地拨了一百元，为他购置衣被。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年3月，检察官朱儁按照公诉程序，提起公诉。陈独秀的起诉书大致内容，一是他的个人经历中“涉嫌危害民国”犯案要点；一是“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具体证据。检方指控陈独秀“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治组织”，“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府，以革命民众*权代替国民**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
结论是“察核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合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审判
年4月14日上午，陈案第一次公开审理。
那天，南京城大雨瓢泼，民众对此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