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回忆
冉正万
我曾在地质队工作了十三年，其中有八年在野外。刚到地质队，队长组织老工程师给我们开欢迎会，他们先老掉牙地把我们比喻成所谓的新鲜血液，然后告诉我们：无论科技怎么发表，搞地质都必须到野外去，都必须要用我们的两条腿去爬山涉水。我听着“野外”两个字，脑子里出现的是原始森林，幽深冷清的峡谷，人迹罕至的荒野。跑了两年才知道，“野外”主要是指农村，也就是那片广阔的天地。农民是不会把自己家住的地方叫“野外”的。对爬山涉水也有了体会。原以刚爬过山又要涉水，挺浪漫的。到了野外才知道，有时候爬几天也遇不到水。遇到水也不怎么好玩。有一次遇到一条急湍的河，我们把鞋脱了涉水过去，水快淹到裤裆了。分队长个高，得意地问我们，“雀雀”打湿没有。他正得意，手里的鞋子掉了，一下被水冲得老远，他愣了一下，骂了声去你妈的，干脆把另外一只也丢了。还有半天路要走哩，没走多远，受不了啦。没别的办法，把裤腿割了半截来包脚。这下轮到我们笑他个高了：幸好你个子高，裤腿长，要是我们，割掉就变成裤衩了。裹上包脚布，裤子又只齐膝盖，笑得我们肠子打岔，笑出眼泪来。脚底板已经起泡，薄薄的两层布没什么作用，走到家，他的脚底脱了层皮，流血了。
夜行
那次我本来已经回到了住地，刚洗了把脸，整理地质包时，才发现地图丢了。别的东西丢了都是小事，地图丢了可就严重了。我们用作底图的地形图是*用地图，上面的地形地物标识很清楚，*事上利用价值很高。打个比方说吧，一个炮手有了这张图，他可以根据图上的坐标，把炮弹准确地打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头上去，误差不会超过两米五。以前，地质队员丢这样一张图，要被判刑三年，现在不判刑了，但单位上是要处分的。所以我得去把它找回来。我记得是戴手套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树杈上，戴手套是为了取化石。取完化石忘了拿图张。
我从箱子里取了两砣压缩饼干，背了半壶凉水。和我同组的小张说，算了，明天去找吧。我说，如果今晚上下雨就麻烦了。我看出这小子的心思，不跟我一起去不好，跟我一起去又不想动弹。跑了一天，又累又饿，谁愿意折腾呵。我说，你休息吧，我一个人去。他抱歉地笑笑，说好吧，你早点回来。我说，我又不是走外婆家，肯定会早点回来。见我拿手电，他殷勤地帮我换了一对新电池。
我披着一身晚霞往山里走。天气很好，满山红叶*花，林子里散发出清新的泥土和草叶气息，晚霞暖暖地照在身上，心里又温柔又愁烦，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撩乱着。
还没走到一半，天黑了。
小溪里唼唼喋喋地流着白亮亮的水，更加让人孤独。天色越来越暗，我只好掀亮手电。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又跑了这么多年野外，所以对走夜路并不感到害怕。只是一个在这种山沟里走，忍不住要想亲人，想家。想着便有些想哭。两块压缩饼干吃下去，肚子仍然空荡荡的。跑野外劳动强度大，又没什么油水，于是饭量大增，最多的一顿饭，我吃了十二碗。农民用的饭碗，比城里的饭碗大一半，如果用城里的碗盛饭，那就是二十多碗。小张比我更能吃，有一天他买了一斤干面，唏哩呼噜喝下去，说才吃了个半饱。
半个月亮挂在半空，不时被薄薄的云挡住，朦朦胧胧，似是而非。
走到白天工作过的矿点，图纸果然还在树杈上，风吹得它一摆一摇的，仿佛在向我招手，似在说，你快来呀，快来把我拿回去呀。
拿到图纸，心里轻松了许多，往回走时，我跑一阵走一阵。走慢一点便胡思乱想，还不感觉害怕，跑起来的时候，却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它在追我，要抓住我，背心一阵发凉。我忙停下来，回头大吼一声，背后什么也没有。谁知在一个小山坡上，一甩手，手电没抓住，滚到树林里去了。坡很陡，听声音，滚了好远，在白天也不一定找得回来。我坐在路上，抽了支烟。
月白风清，秋声在树，远处有几声狗叫，几点朦胧的灯火，证明这大山深处还有人家，只是山也遥远，灯也遥远。走在山坡上，感觉它们并不远，一旦下到坡脚，却不知其在何方。
从一片稻田中穿过时，我看见前面有个人，看背影应该比较年轻。我加快脚步，想追上他，眼看就要追上了，他却突然一下拉开距离。我忍不住“喂”了一声。
喂！
他回过头，我一下愣住了。是张远林！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一个五百多人的大矿区，我和张远林住一间宿舍。他比我大三岁，我叫他张哥，他叫我小冉。
我们曾经躺在床上讨论过我人的选择。我说，如果时光倒流，倒流到高考，我决不会考地质大学，哪怕考个中专，税校或者邮电学校，都比现在好得多。张远林说，未必见得，真能倒回去，我保证你考的还是地质。我说，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只晓得地质类大学录取分数线低一些，容易考上。张远林笑起来，你以为时光倒回去你就什么都懂了，时光真要倒回去，一切都会倒回去，不光是你，你的同学老师，以及所有当初的环境，都会和当年一模一样，你还是那个你，你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面对高考，你还会想，最重要的是考上，然后才是考什么学校。我说，照你这么说，一切都是无可选择的？张远林说，有些时候的确是无可选择，但任何人在应该选择的时候又都是选择了的，选择的结果是各人的命运，选择得好一点，命运是不同的。选择的过程嘛，那是时光在每个人身上的积累。
张远林一直想考研究生，有空便躲在屋子里看书。但他连考了两年都没考上，主要是英语考得不好。张远林考研究生的动力来源于他上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又白又胖，班上的男生给她取了个日本名字的绰号，叫她棉花垛子。张远林则觉得她应该叫“白雪”。可棉花垛子喜欢的却是他们的语文老师。张远林大学毕业的时候，棉花垛子和语文老师的孩子都两岁了，可张远林的梦还没断，他想用“研究生”这样一个东西来获得棉花垛子重视，同时也好让她后悔，让那位语文老师自惭形秽。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动力，如果不出事，我相信他最终一定可以考上。
出事的前一天，我和张远林各提了只铁桶，到山上去摘杨梅，那个地方的杨梅满山遍野都，我们摘了满满两桶。野杨梅熟透了也是酸的，分队长老唐尝了一颗，才咬一口便酸得他跳起来。张远林叫他选颗黑点的，越黑越不酸。老唐捂着嘴叫他快点把桶盖上，他说他看见满桶杨梅感觉牙都要掉了。我把这桶放在床头边，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吃杨梅。野外用的是行*床，比铁桶高不了多少。吃了一阵，我感觉口腔已经不行了，轻轻一动，口水就会淌出来。他爬起来，把桶盖上，还在上面压块砖头。可重新躺下后，不知不觉中，那只手像在熟路上游走的老蛇，稔熟地掀开桶盖，把杨梅偷回来，放进那个永远填不满面的嘴洞里。第二天，我没敢吃饭，不是不想吃，是牙齿不敢嚼，只能喝稀饭。说话的时候，也不敢张开大嘴，更不敢大笑，牙齿怕风！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敢刷牙。那种难受的感觉不是痛，也不是痒，而是牙失去了硬度。张远林则买了两斤白糖，把白糖撒在杨梅上，准备等它腌一下了再吃。他失踪后，这些杨梅搁在寝室的木箱上，发出甜丝的气味，我没动它们，直到有一天，看见木箱上爬满了小蛆，我才把它们全部清理掉。
摘杨梅的第二天，我和张远林一起去搞溶洞调查，同去的还有另外六个同事。溶洞深达40余米，下面有一条暗河。下去四个人，留两个人在上面。张远林说他先下去，我说我小时候经常钻岩洞，比较有经验，还是我先下吧。我把绳子捆在腰上，由上面的人吊着，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下面放。下到中途，一群蝙蝠惊动了，擦着我的脸扑腾。下到洞底，我看见水里有一架白森森的骨头，仿佛正等着我，张着大口，要扑过来咬我的脚。我吓得不敢乱动一下。看清楚了，才知道是一架牛骨头。牛头翘在水面上，像是要吃人的怪兽。牛骨头没被水冲走，是因为被一根插在石缝里的原木卡住了。我沉住气，等张远林和另外两个同事下来。我故意挡在牛骨头前面，等他们都下来了，才指给他们看，结果把他们都吓傻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我们把原木拔开，牛骨头缓慢地漂走了。张远林笑着说，如果把人杀死了丢在这里面，肯定不会有人发现。那架牛骨头让我非常难受，总觉得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测了三条溶洞剖面和暗河的流量，我们再一个一个地由上面的人拉上去。我说我是第一个下来，所以要第一个上去。我心里的预感使我想要第一个上去。张远林最后一个上，没想到离洞口还有两米多时，真出事了。绳子断了，张远林摔了下去。张远林喊了一声：小冉！声音从洞子里传上来，感觉很长，但越来越远。分队立即组织人下去找，但什么也没找上来。事实上下去的人根本没法找，因为暗河没流多远就把溶洞封满了，没法再往前去找。仿佛正应了张远林自己说的那句话，把人杀死了丢在这里面，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只不过他不是被别人杀死的，而是因为意外。
到暗河下面去找张远林，我也下去了，我总觉得张远林不会死，如果他摔在水里面，是不会摔死的。如果他只是被水冲走了，说不定他会从什么地方爬出来。我放了一砣压缩饼干在水边的石头上，如果张远林爬到那儿，可以吃掉它们。不过这要张远林的手电还能用才可以看见，在洞子里没照明工具，比用黑布蒙住眼睛还黑。第二天，我说服分队长，再次派人下去下找了一遍。那天晚上下大雨，我放在石头上的饼干不见了，被水冲走了。我也知道是被水冲走了，可同时我又想，说不定是被张远林吃掉了。第三天，我独自一人到洞口喊了一阵，心想只要张远林轻轻答应一声，我就可以喊人把他救起来。当我趴在洞口大声喊的时候，洞子里回声很长，像一根喉咙，把我的声音和我喊叫的回音都吞掉了。这时我才觉得，张远林真的不会再回来了。但我宁愿他被那个牛骨头怪兽吃掉，也不愿他被卡在溶洞的某一个地方。如果当时在溶洞下面找到张远林的遗体，看着他的确已经死去，也许还好受一些。
对张远林的死我自责过，如果不把他留在最后，他就不会死。另外一个人是不是会死掉，这是很难说的。我自责的不仅仅是把张远林留在最后，还有一点是我没把我的预感告诉张远林。我如果告诉他了，情况也许将会不同。想到意外的主要原因是那根质量有问题的绳子，我又觉得好受一点。但我无法逃避的是张远林最后的喊声。那是一声绝望的喊叫，像是在求救，也像是在责备。
回到总部，当我走在熙熙攘攘人群中，有时会突然听见张远林的喊声：小冉！声音非常清晰，可回过头去，却满眼都是陌生人。有时走在大街上，会觉得前面那个人太像张远林了，明知结果不可期，我还是忍不住紧赶几步追上去，看一看人家的长相。如果张远林这样活着回来，我一点也不会感到离奇。
因此当我确定前面这个人是张远林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我大声叫他：
张哥！
这人没理我，急匆匆地往前走。穿的是浅灰色的衣服，我记得张远林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比刚才走得更快，几乎是跑起来，可我始终无法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慢下来，他也慢下来，我快，他也快。经过一棵大枫树，人影不见了。枫树脚是个三岔路口，我想，恐怕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回家去了。可我没走多远，回头一看，他在我后面！不但身高像张远林，走路的样子更像，他个头比较高，走起路来背有点驼。我停下来，他转向旁边的小道。我往前走，他又跟上来。最后我干脆坐下来，看他到底要干什么。我坐下去后看不见他在哪儿，站起来再找，找不到了。刚才赶得太急，我靠在石头上，准备休息一下，没料到太疲倦，眼睛一闭就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微明。我大吃一惊，我发现旁边就是那棵大枫树，昨晚上不是早就走过去了吗，难道迷路了又倒回来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脚底被鞋底磨破了，钻心痛。
没走多远，我叩开路边一户人家的房门，想讨碗饭吃。男主人满脸狐疑在看着我，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就把证件给他看，可是他不识字。我只好说我是地质队的，昨晚迷路了。他犹豫不决，我以为他舍不得，我说你放心，吃了给你钱。他给我舀了尖尖的一大碗苞谷饭，又冷又硬。他说，没什么菜，我怕你吃不下去，你们当干部的人没吃过粗粮。我已饥不择食，哪里还顾得了这么多。我从水缸里了瓢冷水放在桌子上，一口饭一口水。饭不是咽下去的，是硬用水冲下去的。吃完后我给他三块钱，道声谢走了。人是铁饭是钢，虽然那饭像吞沙子，可吃下去没多久，力气从血管里冒出来了。没走多远，我听见背后“嗨”的一声。回头一看，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向我跑来。她说，嗨，我喊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见。我笑着说，我不知道“嗨”是喊在我。她跑到我面前，上气不接下气，鼻尖渗出细细密密有汗珠儿，手里拿着我的证件和那三块钱。她把它们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跑。我大声说你把钱拿给回去呀！她头也不回，只留下一串银玲般的笑声。
我一时不知所措，怔怔在看着她的背影。
几天后，我搬到一个小镇上，全分队八个人住在一起，分队长叫我分管伙食。我请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给我们煮饭，煮了一个月，嫌我们给的工资太低，说宁愿去挖煤。小镇上没有饭馆，有我们也开销不起。分队请他帮忙介绍一个，他说他有个侄女，叫刘娥二，很能干。第二天他把她带来了，我一看，不就是那天还我钱的小姑娘吗？穿了件皱皱巴巴的男式衬衫，很旧，既像连衣裙，也像袍子。我心里想，雇她吧，她那么小，哪里煮得好什么饭。不雇她吧，吃过她家的饭，又觉得对不起她。小姑娘看出我的心思。她说，叔叔，你放心，我七岁就开始煮全家人的饭了，有不懂的你只要告诉我，叫我咋个做我就咋个做，保证听你的话。我不好再推托。
谁知第一顿饭她就没煮好，把饭烧糊了。没人说她什么，她却伤心地哭了一场。她说她在家里煮的都是苞谷饭，煮米饭还是头一回，水加少了，煮干了。我说不要紧。她说，白生生的米，好可惜哟。我和几个同事故意争糊锅粑吃，故意嚼得咔嚓咔嚓响，说湖锅粑吃了是化食的，帮肋消化，比吃药还管用。小姑娘这才破涕为笑。她很聪明，什么事一说就明白。我说了几个菜，她把它炒出来，大家赞不绝口。
除了煮饭，她还争着给我们洗衣服。要不就上山帮我们背样品。她爱笑，笑起来天真烂漫。我们每天爬山，是非常辛苦的，但回到“家”，一见这个小妹妹，就都不觉得累了。最奇怪是整整两个月，没有一个人请假。不像以前，这个要回家去看老婆，那个要回去看儿子。
我以前也管过伙食，给民工多少工资是我的事，别人一般不过问。可那天小张认真地问我，一个月给刘娥二多少工钱。我说一百二，单位上有规定，民工费最高一百二。小张说，从这个月起，每个人多收十块钱生活费，我们八个人，刚好加成二百整给她。我说，有人会闹意见。小张冲我骂起来：狗日的，哪个有意见哪个不是人，你不收我去收，不就是十块钱吗？
当我把两百块钱给刘娥二时，她问，怎知变成两百了？不是说一百二吗？我说，你别管，给你就拿着吧。她有些犹豫。我说，是你记错了，当时给你说的就是二百。
刘娥二给我们煮了三个月的饭。工作结束，我们要离开小镇，分头搬到别的地方去。最后一天别人都搬走了，我留下来补取一件样品。当我从野外回来，刘娥二却不见了，饭菜摆得好好的。她有亲戚在镇上，我以为她玩去了。吃罢饭，我去收拾行李，才发现枕头边有张纸条，还有两百多块钱。纸上写着：
叔叔：
我没记错，是你记错了，当初讲的就是元。但每次你给我钱时我也假装不晓得。我这也叫“见钱眼开”吧？我家穷，我升初中后只读了半年就停学了，有了块钱，够我上完初中了，可我越想读书心里越害怕，我怕二天（将来）你们想起刘娥二，说这姑娘不要脸！今天我把多得的钱退给你，心里轻松了好多，我开心地笑了一场。想着和你们分别，你们对我那么好，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我又伤心地哭了一场。
纸条上还压着一朵含苞未放的花。她喜欢花，但不是掐来插在头上，也不是为了闻花香。她把花插在瓶子里，说是喜欢听花开的声音。我说，花开的时候哪有什么声音呀？她说，有的，你闭上眼睛就能听到，想听什么声音就有什么声音。
从天亮到天黑
那年在娄山山脉搞高速公路地质调查。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某些方面我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可我的膀胱对尿液的压迫却越来越敏感。六点钟我起床屙尿，回到床上就再也睡不着了。按照昨天晚上的计划，我要在十点才起床，我怕起床早了没什么事做，那是非常难受的。带来的书已经看了几遍了，再也不想看了，我现在最想看的是报纸，那怕是去年的都行，那怕只有屁股那么大一块都行。我带来的书是尼采的《瞧!这个人》，尼采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他的哲学观点，我的理解力往往望尘莫及。而最重要的是尼采己经死去九十九年了，我想看的是活人的消息。
这是一间农舍，梁上挂满了玉米棒，地上到处是耗子屎和被耗子咬碎的玉米。屋子的一角有一只灰尘白糠的屯箩，不知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每天晚上都有几个耗子在里面载歌载舞，我找了根三米长的竹杆，不时拍它们一下，让它们安静片刻，要不然我根本没办法入睡。房东是两个老人，男的68，女的73，他们之间的交谈往往让我不知所云。我住的这间屋子是他们儿子媳妇的，但从板壁上贴的画报来看，里面至少三年没住人了。他们到遵义打工去了。
既然醒了，再蜷在床上也不舒服。在起床的同时我决定好了，今天下山去打个电话，问能不能回去，天晴了再来，天不晴我什么也干不成。雨已经下了十几天了，这种黔北特有的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地上湿漉漉的，树上草上湿漉漉的，没有一个地方干爽，有时候感觉连鸡巴都是湿漉漉的。可我不能一起床就走，要走到有电话的小镇至少两个小时，我只有吃了早饭再去。我在房东家搭伙，他们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十点钟，晚饭下午八点钟。
临行时，房东老大爷说要给我装二个“防滑链”，因为路上滑得很。他找了一束稻草，搓成一个草圈，然后叫我套在皮鞋上。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上贵阳下四川都要戴防滑链。
这副“防滑链”虽然外表难看，但防滑的效果的确很好。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我不打这个请示电话就回去，他们会对我怎样?可这种问题是想不出结果的。他们也许会批评我目无组织，也许会扣我的工资，也许会因此叫我下岗。现在像我这种老实听话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要他们出野外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对付领导。不象我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好职工好青年，我想我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提醒他们，暂时回去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出乎我的所料，我得到的回答是绝对不允许回去。即便干不成也要呆在山！这让我气愤又吃惊。
有一句话叫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我心里不高兴，可我什么也不敢说。
往回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像那些想儿子的人家生下来的丫头片子。
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两条狗凶恶地向我扑来，我叽哩哇哇吼起来，手舞足蹈，失却人声。事后我想，如果当时有一台摄像机把这短暂的一刻拍下来，一定会让许多人笑痛肚子，而我自己则会羞愧难当。
我在地上乱抓一把，什么也没抓起来，恶狗却连忙后退。当我终于抓到一块石头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吼了一声，那两条狗便乖乖地缩到他脚下摇头摆尾起来。他把它们唤进狗窝，然后把门关了起来。趁他唤狗当儿，我悄悄把手里的石头丢在脚边。他的确长得虎背熊腰，可他脸上的笑容却有点象某些小个子男人一样的卑怯和狡黠。他有脑门非常宽广，一大片头发不知去向，是一个秃顶大哥。
你是勘察高速公路的吗?
是呵。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很得意地说。我讨好地傻笑了一下。他问我是哪个地质队的?我告诉他是省建筑地质队。
进屋喝杯茶嘛。
不渴呵。
不渴进屋坐哈儿也可以嘛。
我还要上山去。
上山去干什么?这个烂天，什么也做不成。
老天爷的脸皮真厚，下了这么多天了。
回到山上的确什么也干不成，最恼火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就坐会吧。
进了屋，秃顶大哥安慰我说，你要不是因为工作，会到这个山旮旮来么?既然来到这个地方，连茶也不喝一杯，这像话么?
我嘿嘿笑。听他的话，好像我不喝这杯茶。他会感到不像话，连我也有点不像话了。
一大罐苦丁茶，上面蒙了一层绿阴阴的茶膜。秃顶大哥要给我另外泡细茶，我说不用不用，我最喜欢喝苦丁茶。我一边说一边抱起茶罐喝了两口，其实这种茶我从没喝过，茶水刚流进口腔，我就感觉那种苦味像钻进肉里去了，连牙根冒出来的口水都是苦的。不断有人进屋来好奇地打听我是谁。秃顶大哥对每个人都认真介绍一番，好像我们己经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来了，秃顶大哥在村里是一个小包工头，最大的工程是修了一座水库，最小的工程是修了一条二十米长的围墙，大不不小的工程有厕所、石拱桥、烟囱，猪厩牛厩马厩。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而其他人则是村里的农民，说到栽
油菜，上公粮，猪崽牛崽，就有点喋喋不休。说到我所勘察的那条高速公路，他们说出来的话又有点可笑。他们问我挨近公路的土地还种不种，修路的时候放炮打烂了房子怎么办，到时候可不可以让他们去做小工?每个问题都是秃顶大哥替我回答的。回答前他总是手一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他的回答也不一定对，但我也不纠正，一屋子的人都服气地点头。看得出，秃顶大哥在村子里有点威信。
茶水灌下去，膀恍像正在加气的轮胎一样，越来越胞满。我想到半路上去厨，我知道乡下没有专门的厕所。可我刚站点起来，秃顶大哥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走什么?进都进屋来了，不吃饭走像什么话?
我说，不了。
秃顶大哥说，大家都是出门人，还客气什么?
他拉开侧门，里面是厨房，灶上的木甄热气腾腾。
你看，饭都熟了。
我暗自揣想，秃顶大哥这么热情，是不是想通过我承包点工程?可我仅仅是个搞公路地质调查的普通技术员，什么也帮不了。何况这条高速公路什么时候修我都不清楚。可他不主动问我，我又不好明说。有一句话叫吃人嘴软，我想这句话说的肯定即将发生的事情。
秃顶大哥的女人和儿子把饭摆上桌。我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都还互不相识，现在却坐在一起吃起饭来。反过来讲，这于我也是一个奇迹。那些来看稀奇的人见主人家摆上饭，客客气气地告辞了。
一会来我家耍哇。
好好好。
他们的神态和言语使我心里暖暖的。
秃顶大哥倒了两杯酒，是他自己泡的药酒，颜色和浓茶差不多，味道有点酸，但喝起来很顺□。我告诫自己，可不能喝醉了。
果不出我所料，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那条高速公路上来。秃顶大哥十七八岁的儿子说，到时候要是能包点工程做就好了。秃顶大哥说，你懂个屁，那么大的工程，你一项也包不下来，送给你包你也包不了。儿子说，又不是要自己亲自去做，包到手了找人做不就行了？秃顶大哥说，你以为只要两片嘴巴就包得下来?我看你那两片嘴巴只能包饭!儿子不服气，秃顶大哥说，包这些工程，好多钱都必须由承包人自己先垫着，工程验收合格后才能结帐，人员工资、运输费材料费，你有好多钱来付哇？秃顶大哥看着我，我忙点头，心里却惭愧不已。我发现在这方面他比我懂得多。秃顶大哥的女人说，去挖泥巴总可以吧?我想挖泥巴应该是行吧，可秃顶大哥已经回答她了，他哈哈笑着说，你去挖泥巴?你的锄头有挖土机的大吗？你挖一天，它一锄就挖了!说得大嫂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讨好地说，大哥真是见多识广呀。他举起杯子说，来，老弟，我们喝。我说，大哥我不行了，我要醉了。他皱着眉说，你是不是怕我没酒?我泡了一大坛，三十斤，你尽管喝。他叫儿子把茶罐里的茶水倒了，再去打一罐酒来。我忙说，我真的醉了，我只有这么点出息。他笑着说，喝吧，慢慢喝，醉了好睡觉。他儿子已经去打酒去了。
从秃顶大哥家东摇西晃地出来，我感觉自己还很清醒，感觉自己还能喝，可眼睛看着干处踩，却总是踩在稀泥汤里。我骂起来，日你妈，这路上有*。我的皮鞋不一会就变成了一双肥大的泥鞋，裤管上的泥巴像瓦桶布，但我的情绪很好，当我又一脚踩在水函里，我便嘿嘿笑。地里一个栽油菜的妇女看着我，她自言自语地说，城里来的人走不成这乡下的路。我又嘿嘿笑起来，乡下人真幽默呵。我想起早上出门的时候，房东大爷的一段“*色”幽默。有一个背了半背篓红苕的年轻妇女从他家门前过路，他问她。为啥子不把背篓装满，偷懒小心回去挨揍。女的说，生红苕湿砣砣，哪里背得动好多。老大爷说，你又不是没力气。女的说，你有力气大你来哇。老大爷说，我哪有你的力气大，你要背张床，还要背块席子，面前还要抱床被子抱个人，你力气才大呢。女的说，你这老不死的。老大爷便得意地笑起来。当时我没完全懂他们的意思，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可现在我把他们的对话重新想一遍，觉得是太好笑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开这种玩笑太滑稽了。那么大年纪的人还有性欲吗?不过玩笑未必和性欲有关。我这一笑便笑出声音来，可笑声一出来，肚子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往上面冒，于是我忙捂住嘴，继而捂住整个面部。我想我的笑容一定非常丑陋。
回到山上，房东下地去了，这山坡上没有几户人家，但没有团寨生活的习惯，是各自为*，依山而居，显得很冷清。一团黑箐箐的翠竹中间包裹着一架瓦房，像一只巨大而又懒惰的动物。我钻进被窝，舒服地睡了一觉。
我做了一个梦：
我站在一个大村庄的山坡上，看着村里一个叫“硬面”的人正在处死一个刚出生的畸形儿。
他把那个如熟睡一般的婴儿托在手掌上，像托着一个热乎乎的馒头。
在许多人的注目下，他把他放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土坑里。
负责把村里出生的不健康的婴儿处死，这是硬面的工作，因此年轻的母亲们又怕他又恨他，但谁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是他的职责和特权。
我心里咚咚跳，总觉得那个婴儿没有死。但硬面那幅杀气腾腾的形象让我什么也不敢做不敢说。
有一天，硬面发现以前没有处死的婴儿也有某个方面的畸形，于是他又处死了一批孩子。
凡是被他处死的，都是正确的，因此谁也不敢反抗。
继而他发现村里一批少年也有某些方面的缺陷，比如说话结巴眼睛斜视爱流鼻涕等等。他宣布，这些孩子将要被处死。
但正像别的特权一样，一般来说，特权只有特权者自己承认，别人是永远不会承认的。
最后，村子里比硬面岁数小的人都被处死了。他开始分析自己，发现自己原来在思想上也是个畸形者。他得出结论，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有某些方面的缺陷。他觉得只从外表上去区分一个人是否畸形远远不够。于是他准备自杀。
一个一直反对硬面的人，组织了一班人准备袭击硬面。这个人名叫秦况。秦况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被硬面处死了，他儿子仅仅因为左手多了一个手指头。秦况一直耿耿于怀。正当他和他的手下准备向硬面的住处开枪时，硬面的枪先响了，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梦到这里——我还在梦中——我发现以上这些情节是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我激动不已，心想这样的构思太出色了，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前卫性，我要把它寄到某某杂志去，我相信一定可以在那上面发表。我还没有在那么大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我想这一炮一定能打响——我不是说用这一篇小说我就可以在文坛上一炮打响，现在已经很难出现这样的奇迹了，我是说它一定可以发表出来，对我这种毫无名气的作家而言，写出来的作品能发表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铺开纸给某某杂志的编辑写信，告诉他这篇小说的源头是因为我从尼彩的书上看见这样一句话：与其让畸形儿活在世界上受苦受难，不如趁其刚出生就置之死地。信写完后，我回过头认真看这篇小说，发现有好多地方不合常规，不合逻辑，我心里陡然慌张起来，但我一边看一边安慰自己，只要认真修改，把长句改成短句，会让编辑满意的。我试着改一句，左改右改都不舒服，不禁烦恼起来，绝望起来……
就在这时我醒了。是房东大爷把我叫醒的。
我不高兴地说，我的小说还没改好呢，你一叫我什么也找不到了。这话我是在心里说的，他没听见。别看他六十多岁了，耳力可好得很。
大爷告诉我，有人从镇上给我带了个包裹回来。我从床上跳起来，连衣服也没穿。大爷问我，你自己也去赶场来，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果然是一个大包裹，还有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是从邮局寄来的。
我先打开包裹，是一件毛衣。我激动起来，回忆着妻子的种种好处，觉得她真是一个好女人，平时怎么就没有在意呢?里面有一张纸，是五岁的儿子给我写的信。只有两句话：
爸爸，给我带一点草种和花种回来。
早点回来，儿子想您。
我知道这是妻子捉住他的手写的，可我还是感动不已。眼泪一下涌上来，来不及阻拦就滚出来了。
打开牛皮纸信封，是妻子转寄来的99年第10期《山花》，上面有我的短篇小说《露草珠花》。再也没有比收到刊有自己作品的杂志更高兴的事了。
同一期还刊有徐坤石钟山徐小斌李洱等当红作家的作品。我想我的名字虽然和他们排在一起，但他们肯定谁也不会想到，我会一个人在这山坡上，大块大块地吞咽着阴雨和山坡给我制造的孤独和寂寞，我会一个人穿着上了“防滑链”的破皮鞋在乡村路上巴嗒巴嗒巴地走，会一个人钻进一个农民家去喝酒，会捧着这本《山花》胡思乱想。
我端了张小板凳，坐在阶沿上读石钟山的小说。
我从来不读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因为它们的缺陷我早已知悉，再读它们我会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可我做不到像硬面那样，趁它们还没醒世通通把他们枪毙，而是想方设法寄到杂志社去，希望得以发表。从这一点可以推断，我永远成不了大作家。而近段时间以来，我对写小说有一种沮丧的伤感，克利斯朵夫的舅舅高里弗特烈说，已经有过供人们在各种时刻唱的歌了，再也不需要什么写出来的歌。那么小说呢?有一次在云南开笔会，在河边玩的时候一位朋友指着一河滩的鹅卵石说，自古以来，人类写出来的小说怕比这些鹅卵石还多。我们哈哈大笑，指着大块的鹅卵石说，这是长篇，指着沙砾说，这是小小说和短篇小说。是啊，世界上的小说已经够多了，各种题材各种手法，各种文化各种语言，应有尽有，三辈人不歇气也读不完，还写出来有什么劲?
石钟山的小说是部中篇，还没读到一半，天色便把书上的字抹成一团。因为山上雾大，雾里又夹着雨，因此山上比山下黑得早。
我把《山花》卷成一个圆筒，当作望远镜对着远处了望。从圆筒望出去比凭眼看去好像要亮一点，清晰一点，从理论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可我所感觉到的确如此，我不知道这如何解释。
天色进一步暗下来，百米远的树子也像一团黑影。我做了几个深呼吸。来到野外后，我发现深呼吸是吞咽孤独最有效的办法。山上的空气无疑是最新鲜的。我深吸了儿口，驿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如粉如丝的雨也被我吸进肺里，一大团大团的黑暗也被我吸进肺里。
寻找属于自己的回忆
离开地质队快十年了，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在此之后，也没料到时间会过得如此之快。一切恍如梦境，但这分明又不是梦。
20岁那年，带着些许青春的生涩和几分迷惘，抱印染着俗气的大朵大朵牡丹花的被子和红木箱子走进地质队的大门，我听见几个中年妇女略带惊喜的窃窃私语：嘿，学校分来的娃儿。不不，那时候可没什么大门，新建的办公大楼已经完工，但还没搬进去。办公楼的左侧，是一排7字型的灰砖黑瓦房，绛红色的窗户和黑乎乎的门洞给人一种神秘感。我故作矜持，没敢细听她们还说了些什么，几年后，这些孃孃中的几位争着为我介绍女朋友，直到现在，这仍然让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人事科在办公楼前面一栋有几分喜气的红房子最右边的转角处，在那儿填了几张表，自己就成地质队的人了。这个身份的确立，使我在日后的生活中，尤其是现在，有了让不少作家羡慕的资本：地质工作的神秘有利增强文学作品的悬念，而孤独的野外生活则有助于心灵的净化。
第一天上班和第一次上学有些相似，既兴奋又忐忑不安：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吗？毕竟已经开始了！当我被介绍给第四分队的技术负责殷科华先生时，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不要紧，这位谦逊的殷哥会帮助你的。办公室颇像教室，七八个人在一起作图或者计算。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嘴上却没停，话题像故事接龙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说的事一件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不时从这些话题引发的笑声：爽朗、坦诚、明亮。没多久，副总工程师高企戎来领导我们，这是个严厉的领导，我最怕在他面前出错，可偏偏老爱在他面前出错。有一次，他让我检查一张“仙人岩铝土矿区钻孔设计图”，忘了这是谁画的，我看得极认真，看完后信心百倍地告诉他，高叔叔，看完了。他走过来，只扫了一眼，不到一秒钟，他就发现图名少了一个“区”字。我顿时无地自容。我只校对了图面，没校对图名，心想比铜钱还大个的字，不会有错的，哪知老天不给面子，非要让我记住这个教训不可。不过说实话，他的严厉让我至今受益匪浅。他老人家应该70出头了吧？不知是否安康。
我们上班的这栋房子不大，但工会、托儿所、资料室都在里面。资料室在二楼占了整整一层，搬走后成了医务室。这栋楼在好多年前就已不见踪影，但砖墙上斑驳的碱似的粉沫和路边的石榴树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消失。
说来惭愧，我当时基本上是个胸无大志的小年轻，既没认真想过如何“为祖国找出丰富的矿藏”，也没有想过要当什么作家。间或在操场上玩一阵“姿势优美、动作难看”的篮球，或者傻乎乎地想做点什么事以便引起某个女生的注意，最主要的时间除了上班和都用来看电视了。那时一般人家还是黑白电视机，可工会却有一台大彩电。冷天在室内，热天就摆放在工会门口的台阶上。那时电视频道很少，印象中也就两三个吧，但不管什么频道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现在的电视近已经百个频道了，我却没有了看电视的兴趣，偶尔坐在沙发上看一回，好像也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玩遥控器，几十个频道转来转去也没找到可看的。当时看电视连凳子都没有，站着，脸上随着电视里的剧情或惊或喜、或疑或怒，在旁人看来，犹如一群痴子。看台湾的电视连续剧《一剪梅》，对故事并不特别喜欢，但那首主题歌却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弦：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掩没。嗯，好像正适合青年人对爱情充满想象和渴望情怀。当时还专门买了个笔记本把它抄下来。是的，现在仍然会唱，但已经不是对爱情的表白，而是对逝去的人事的一种思念了。记忆里还有一部《西线无战事》，当时只对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感兴趣，十多年后再看作家雷马克的原著，才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恰恰是对战争的厌恶。印象中队上的子女要比我们优雅多了，他们不是抱着吉他在楼梯口弹唱，就是挽着女朋友的手臂从市里面回来，或者正要到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去。那时学校分来的年轻人和他们之间有些隔阂，互相不爱说话，似乎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正是缘于一种可笑的嫉妒和羡慕。这样的可笑今天说出来让人忍俊不禁。不过，也真是年轻啊，否则哪会这样。
往事越来越清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矿部门陷入窘境，我无法忘记当时为了突围而所作的种种努力的人们，虽然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其悲壮色彩足以告慰地质人永不言败的秉性。他们不是不能跷起地球，而是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支点。几年后，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地质队的辉煌已经印证了此言不虚。不知道大理石厂废墟上那几块巨大的花岗岩是否还在？想起它们，我脑子里总是同时出现探险者搁浅的帆船。那几年，每到吃饭时间，窗户外面就会传来卖豆花的声音，对市场一窍不通的地质人，这小小的买卖似乎也能给人期许与安慰。有多少人跃跃欲试，想把地质知识当成豆子磨成豆花卖出去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这卖豆花的声音一定召唤过不少热血沸腾的男儿。对于我来说，这都是时光的记号。十多年来，这些记号不但在我的作品里逐一呈现，而且还成了我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它们对提升我的小说的内在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品质能给人带来绵长悠远的享受，在我来不可或缺。
我最熟悉的是玻纤厂，因为我曾在其屋檐下搞过蜂窝煤厂，那台老掉牙的蜂窝煤机一旦在我梦中出现，就是一副快散架的样子，惊醒过来，掐一把大腿，确知自己已经远离“煤运”，不禁大感安慰。不过，搞蜂窝煤厂对我而言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有点像个人意义上的遵义会议吧。当时，国家不再下拨基础性的地质项目，就连纯粹以找矿为目的的项目也少之又少，几乎所有的地质队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当中。有地勘和测量专长者日子好过一些，因为他们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就纯粹脱离地质扎进市场的人而言，成功者渺渺。我当时并没下岗——但我已经在作好下岗后的打算，想搞了个蜂窝煤厂。出乎预料的是队领导得知这个打算后给予了不小的支持。据说这叫“自办公助”，我当时没太在意这个名称，只知道如果没有单位支持，办那个煤窑煤厂将何其艰难。开始之前，我曾在桥边几户人家试探过——现在那几户人家已经不知去向，大概是修建状元路时搬走了。他们的房子后面有一个附属物似的工棚，我问了问租金，桥头那家说要，另外一家要，后来队上给我的那个场地收费仅元。我之所以敢东拼西凑把蜂窝煤厂搞下去，正是基于这个我一点不太害怕的费用，我想，即便弄不好失败了，我的工资也还能偿付这点租金。这个蜂窝煤与其叫厂，还不如叫作坊更准确。我既是工人也是老板。我不仅亲自抄起特大号洋铲干活，还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那个大铁铲能铲起二十多斤，从汽车上一铲铲掀下来，再一铲铲喂进粉碎机，还要从粉碎机下一铲铲扬出去。当时有人不解，说我一介知识分子，怎么去干这种又脏又累的事。我反倒觉得自豪，觉得自己什么活都不怕，反正比下了岗没事做强多了。说实话这可苦了手下的工人，他的老板都这么干，他也不好意思躲懒呵。那时候精力真是旺盛，晚上干到一点钟，第二天一早照样精神抖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学会电焊，还学会修机器。那台陈旧的蜂窝煤机给了我太多的学习机会，以至后来一个蜂窝煤厂准备聘我去当机械师。机械师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当时叫什么来着？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如果去了，不单要管好机器，还得管好他的工人和生产与销售的出帐进帐。我因为与中国地质文联签约做所谓的合同制作家才坚辞不去。
说到合同制作家，对我来说相当于搞另外一个蜂窝煤厂。打蜂窝煤更多的是体力活，写作则完全是脑力活。不同的是，体力活你有多大的劲都可以使出来，写作可不一样，没找到窍门使再大的劲也没用。好在当时有一位良师益友，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对我懵头懵头的写作常能一语切中要害。我有一个16开的大笔记本，他那些让人茅塞顿开的话全都在上面，现在仍摆在我的每天写作的案头。他曾告诫我，人性本来是一束不变的光，但当它照射到不同的事物时就会产生万千颜色，这万千颜色正是文学努力探求的对象。十多年后，我在一位著名哲学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灵性导师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稿里找到了类似的话。导师说：“你内在所是的已经投射到了外面、被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上；你所是的、你所想的和你所感觉的、你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都被投射到了外面，而那些就构成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是痛苦的、困惑的和混乱的，通过投射，那些东西就变成了世界、变成了社会，因为你我之间的关系、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深夜读到这句话时，我不禁深为感动，我是多么幸运，在我写作的起步阶段，我就得到这样的智慧之光的照耀。这位良师益友就是龚章河先生。当我离开地质队到了文人成堆的地方，我更是深深体会到这种交流是多么珍贵。
我提及这些，只是为了表明地质队对我产生的何其深刻的影响。从20岁到33岁，我的一生将不再有如此美好的时光。我相信我不过是远游的孩子，那种故乡般的思念只会越来越浓。正是这个原因，只要有机会回到地质队，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从小窝凼出发，围绕水池山和办公大楼转一圈，化验室、子校、老招待所、操场，仔细观察每个地方的变化。每次驻足，心头都在询问：你可别来无恙？变化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对地质队的人来说，这一切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在许多方面，都能看到和二十年前、十年前大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从俱乐部门口走过时，我看见里面下棋打牌的人的表情仍然没有变，拈子出牌的动作没有变，胜券在握者叫一声“将”，其得意之色没有变，对手不服气的认真劲没有变。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这样的场景在北京上海是看不到的。
行文至此，回忆已经变成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它们带给我的，不单是值得回味的温暖的光阴，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激励。工作中无私地给予指点和鼓励过的前辈，和我一起爬过山摸过夜路的同事，对文学有共同爱好而彻夜长谈的朋友，在十多年的写作中，我总是把他们当作预设的读者，虽然他们中很少有人阅读我的作品，但我总会感到心虚，不敢有半点马虎，生怕在他们面前出丑露乖。
在任何一个地方住上一年半载，他的身体里都会或多或少地吸进当地泥土里的元素。这些元素一旦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它就会左右你的身体甚至性格。我在地质队生活了13年，体内有多少元素来自这片土地？这是个数学方法不能统计化学方法不能分析的问题。唯一能解决的办法是常回去看看，让血液里因离开时间过长而流失的元素得到补充。当然，这些元素不唯只在泥土里，它还存在于张孃孃李孃孃张叔叔李叔叔老杨哥老吴哥的笑容与问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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